记者：您的创作从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，再到散文随笔，涉及的门类很多。
韩少功：这首先要谈到作者和文学的关系。有的作者是为文学而生的，但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情况，就是作者可能没必要把自己锁定在某一个固定的文体，某一个行业甚至某一种固定的风格。我最初只是写写小说觉得好玩而已，后来写着写着，就会有许多问题促发你去思考，而且小说有许多边角余料用不上去的，就写一些散文，而散文就需要一些思想去组织它，去保护它，这就需要思想。当然作家是各种各样的，没有一定之规。
我也做过翻译，当过编辑、记者，甚至有时候我也干着和文学完全不相干的事情。但是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。思考也是我的权利，上天给了我左右大脑，它们有不同的功能，我全面地去尝试一下使用它们，这未尝不可。
记者：您翻译过米兰·昆德拉的代表作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和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《惶然录》等，您本人的作品也多次被翻译成外文，从文字翻译的角度，您如何看待中外文化交流？
韩少功：文学作品一经翻译，“变脸”就很严重。我的作品登上欧洲舞台，用韩国音乐和日本服装，我就觉得同我没什么关系。有一本书在国外出版，封面图片却是跟书的内容毫无关系的风景———他们对东方只有一个笼统概念。东西方对话是一个很难的问题，很多西方人对东方有先入为主的想象，按照他们的想象来理解东方，这是难度之一。难度之二则是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的天然区隔。比如有些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信息损耗较小，像那些情节性很强的小说。而有些就损耗较大，像鲁迅杂文中的很多典故、幽默、尖刻等隐藏得非常深，只有在中文语境里才能体现出来，一旦翻译成外文就与大批判文章差不多。
记者：翻译工作对您的创作会有怎样的影响？
韩少功：翻译对我来说，其实是读书的副产品。我学英文的时候，一位老师对我说，一是要背，二是要译，翻译是最好的学习。因此我把翻译当作学习的过程，通过翻译来精细地比较两种不同的语言，当然会多多少少积累一些收获。我后来写《马桥词典》，一些有关语言的心得就来自翻译工作。对于读者来说，我的翻译只是一种拾遗补缺。比如译佩索阿的时候，我问过北大的赵德明教授，他们专门做西葡语翻译的，为什么把佩索阿给忘了？他想了想，说他们也知道这个作家很重要，但也不知为何就偏偏没顾上。翻译家们一时顾不上的事情，我适当地帮上一手，不也很正常吗？
记得梁实秋先生曾经提倡作家做一点翻译，说每个作家译一本，汇集起来，对介绍外国文学就功莫大焉。其实这种工作对作家自己也有好处，因为翻译能强迫你精读，放慢速度，必须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抠，抠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文化和历史。翻译也是一种写作训练，戴着镣铐跳舞，不断地推敲句式、节奏、语感、词义等，使你对语言有更加立体化和深度化的了解。
以前，我以为语言是一种工具，而且是一种普世的工具，以为世界上的一切词汇都在其他语言里有对应物，只是没有翻译过来而已。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。我正是通过翻译，才了解到语言的另一面，即它的文化性、专适性、主观性。不同的语言之间、有一种近似值。就像不同的生命之间，有一些共同的品质和功能，但也有不同的容貌和表情，不同的血质和基因。语言里面隐藏着不同的历史、文化、乃至人物故事。可以说，我正是通过翻译，才完全改变了自己以前心目中的语言地图，才知道语言是一些有生有死、有长有短、有肥有瘦、有冷有热的活物。这应该是我一个重大的收获。
记者：您怎么看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文学？
韩少功：莫言获奖，证明现在国际上投向中国的目光越来越多。这是个简单的事实。我大概算了一下，有中国一到两百个作家在国外有译本，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。但是，我们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了吗？显然还有很遥远的距离。让西方人都读中国文学，可能这个要求太高了，这里面有种种的隔阂和障碍。我们还不具备足以影响世界潮流的力量，不要估计过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