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：这是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，知青文学大多是现实主义的作品，而您写出的是一种新的现实性？
韩少功：最开始写知青都是“伤痕文学”的写法，我也写过。那种写法在当时有积极意义，但“诉苦”式或“表功”式的模式，显然不利于对生活的深度展示。三四十年过去以后，再思考的条件趋于成熟。有些东西你在三十年前看不清楚，情有可原；如果现在还看不清楚，就有点不负责任，就有点过于自恋。只要当事人少一些自恋，打掉一些图标化的写作旧模式，就可能唤醒遗忘暗层中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，使这一类题材重新释放活力。
在我的阅读范围里，史铁生、梁晓声、张承志、肖复兴、阿城等都写过不少让人记忆深刻的作品，各有各的特色，各有各的视角。有人说知青文学已经终结了，过时了，恐怕说得太过简单。汉朝、唐朝、明朝、民国初年的故事还在讲呢。一个二战题材，可能以后还有一大堆相关的电影可以拍，甚至可以拍得更好。关键是，老题材能否写出新内容和新形式，能否对接后人的人生经验和心理需求。有些评论者指出，《日夜书》不是什么“知青文学”，里面的生活感受其实暗合了当下人们的很多生活感受，是一本有关当下甚至今后的书。我注意到，梁文道先生在凤凰卫视“开卷八分钟”节目里说过，马涛这个人物让他感觉到特别熟悉，因为他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，都是那种众人皆醉他独醒的，觉得自己身怀绝技能拯救世界的。可见，马涛不仅仅是一个“知青”，作为一个认识对象，他的寿命可能远远长过我们。
记者：其实，身份和经历之外，您更想表达出新的更深层次的思考？
韩少功：作家们有不同的视角，不同的视角可能没法互相取代。我在这本书里更多表现那一代人在人格、性格、命运等方面的内部差异，并且从这些差异中看到前人或后人的影子，看到一些人性永远的困境和追求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不是知青，对于我来说不太重要。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，也是人类反复出现的那些文化和精神的难题，对于我来说才是重要的。这是我要做的工作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尊重其他同行的工作。
记者：您曾提出“寻根”口号，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，回过头怎么看寻根文学？
韩少功：当时引起了关于中国文明、世界文明这样一个对话，激起这种对话是有意义的。至于有人说寻到了什么，这是没有意义的，它是一个过程，因为这些对话使我们产生了很多新的思考。但是它更像一个过程，不是对一个世界已经有一个什么目标，我们去找这个目标，像寻宝一样挖那个宝，不是这样理解。文学界或者人文界有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，人们会提出问题，会引起争议，但是最后可能还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不会说我们最后呈现一个共识性的结论。但是问题的提出，会引起广泛的思考和讨论是有意义的。
记者：您曾经有过６年的知青经历，您觉得知青生活对您的主要影响是什么？
韩少功：虽然我当年在农村觉得度日如年，活得垂头丧气，但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农村经验其实让我受益无穷。最重要的，是让我对社会有一个更立体化的了解。我在最近这十五年接触过县乡干部，还有能工巧匠、家庭妇女、老弱病残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。同他们聊一些事情，发现他们倒是比很多知识分子通透得多，务实得多，甚至有趣得多，决不会非此即彼地贴标签。他们的说法都有生活经验的支撑，不是人云亦云贩来的。
记者：有评论说您的创作经历可以说是代表了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轨迹，您自己是怎样评价的？
韩少功：我的创作大体上没有明显的分期。如果硬要找的话，１９８５年“寻根文学”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分界点。到了《马桥词典》出来，也就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，我的创作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时期。后来还有《暗示》。第三个时间点应该是世纪之初，因为我又回到乡下，大概有１０年的时间，一直到现在。这期间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湖南乡下，这个时候的写作处于一种多种尝试的阶段，我希望找到一个最合适自己或者是自己最满意的创作方式。
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这３０多年，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做编辑，做翻译，精力、时间有一些转移。这３０多年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并没有实现。要自我评价的话，我觉得还没有达到自我期待的状态，只是说多年来还是很认真，希望写一点自己回头看一看不后悔的东西，这是我一个基本的标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