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|
| 范蠡湖公园内的陶朱公里碑。 记者 王鹏 摄 |
第二十四站·嘉兴
《大运河：我们未来的生活》全媒体行动采访团第二十四站来到嘉兴。在这座因运河而成为鱼米之乡的历史古城，我们循着运河的足迹，探寻曾在这里隐居的范蠡。宁波东钱湖的陶公岛，也是这位奇人的隐居之地。时至今日，他简朴而自然的经商之道依然被推崇为商业文化之精髓。东南商报记者 程鑫
古运河成就的鱼米之乡
步入嘉兴的三塔路，远远就能望见高高矗立的三座古塔。
地处京杭大运河畔的三塔是大运河的标志，也是嘉兴城的标志性建筑。
“运河到三塔这里，有一个急转弯，水流湍急。民间传说河底下有条白龙，卷起浪来常致船翻。唐朝有个老和尚因此修建了三塔来镇白龙。当然，这只是个传说，古人修建三塔的真正目的是用做航标。”嘉兴市文化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崔泉森说，以前，这一带一马平川，运河上的船只很远就能望到三塔，知道嘉兴城快到了。
嘉兴就是这样一座在运河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城市。
大运河嘉兴段的开凿，最早要追溯到春秋时期，那时就已出现了沟通太湖流域与钱塘江的人工河道，后经不断开挖贯通，形成了如今四通八达的运河水系。
江南运河嘉兴段北起王江泾，南到桐乡崇福，流经秀洲、南湖、桐乡境内，全长８０多公里。
大运河的开通，确立了嘉兴“左杭右苏”、“南北通衢”的古城地位。以大运河为骨干的水网体系，促进了嘉兴的繁荣。自古以来，嘉兴就是富庶繁华之地，素有“鱼米之乡，丝绸之府”的美誉。
嘉兴月河历史街区内，现存的民居依然依水造势，古街深巷迂回曲折、纵横交错；小河、古桥、狭弄、旧民居、廊棚等呈现出浓厚的水乡古城风情，众多百年老字号透射出旧时嘉兴“江南府城”的繁华。
历史上的嘉兴，曾是吴越相争之地。在嘉兴的范蠡湖公园，至今相传着范蠡功成隐退货殖经研的传奇经历。
陶朱公范蠡的经商之道
宁波的东钱湖，也曾是范蠡的隐居之地。陶公岛上那尊渔翁形象的雕塑，就是被誉为一代商圣的陶朱公范蠡。
相传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，急流勇退，一叶扁舟下江南，隐居在此，改名陶朱公，陶公岛名称由此而来。
说起范蠡，很多人都知道他为政之辉煌，但其传奇的商人经历，知道的人并不多。他隐退从商，曾三度富甲天下，后又散尽其财，救济苍生。
宁波人常说的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，最早指的就是陶公岛上的陶朱公。
范蠡相助勾践成就霸业后，携其家眷门客悄悄来到齐国，隐姓埋名。他在靠海边的地方买土地，开垦种田，兼营渔业捕捞并开挖盐田。范蠡亲自下地耕作，穿布衣，进粗食。
他对待雇工很慷慨，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，还开粥场赈济灾民。他与农民和商人签订收购合约，到了收购季节，如果价格上涨，他就按市场价收购，如果下跌，就按合约价履行。表面上看，他吃亏了，却因此拥有了大量稳定的合作伙伴。这种经营理念即便到了现在，很多商家也无法领悟。
短短几年间，范蠡成为齐国首富，家资数万。时遇灾荒，范蠡开仓施善，千里之外的灾民都来投奔。齐王得知，力请范蠡进宫，拜其为相国。三年后，齐国国富民强，百姓奉范蠡为神明。此时，范蠡再次辞官，尽散家财，分赠给好友和贫苦的百姓后，带着妻儿飘然离去。他改姓更名陶朱公，又以一介布衣之身，空手创业。
范蠡有自己的经营策略：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，顺其自然、待机而动。他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，进而调整经营策略。物价便宜时，大量收进，所谓“贱取如珠玉”，即像重视珠玉那样对待降价的物品，尽量买进并存贮起来。到该商品价格上涨，他则“贵出如粪土”，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将货物全部卖掉，不可期待价格会不断上涨，因为，价格的涨跌是循环往复的。
这套经济学原理今天看来似乎并不深奥，却依然是行之有效的商道之基础。
运河文化熏陶的禾商群体
２００８年，嘉兴首提“禾商”概念。禾商作为一个新的城市商帮品牌引起关注。
在崔泉森看来，禾商群体的崛起同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。嘉兴人的祖先从北方沿运河而来，傍运河而居。受运河文化的熏陶，嘉兴人素来有包容兼蓄的特质，乐于接受新生事物，少有排外情结。禾商商帮的概念不以地域来命名，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。
禾商概念的背后，是从“禾”而起，由“和”而兴的“禾商精神”。他们秉承着“以和为贵，和而不同，富而不骄”的经商理念，成为继甬商、温商之后的又一个浙江民营企业家群体品牌，承载着新的历史内涵，展现在世人面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