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有，我认为旅行里有即兴的东西会比较有意思，如果什么都安排好了，就变成了一个旅游者。我从不买旅游攻略书，因为没有它更富神秘感。就像上次去东非，本来是荷兰人邀请我去作学术访问，遇到国庆节，我给自己放了假，就用荷兰人给的剩余的钱买了机票。
肯尼亚那边没有认识的朋友，但我认识的南非诗歌节的主席跟那边熟悉，所以一到内罗毕就有一个报社记者兼笔会会长来访。他带我去见内罗毕大学的一位英文教授和一位法文教授，我各送了他们一本英文版和法文版的诗集，他们一看很喜欢，就邀我作了一次讲座和朗诵。本来那个记者要带我去东非大峡谷，但那天车子出了问题，于是我直接去了乌干达，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，因为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能去那么多国家，结果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了。
在途中遇到了中国的维和部队，搭他们的车子从刚果返回布隆迪，连海关都没过。我回来的时候也不走老路，从坦桑尼亚飞回荷兰。在阿鲁沙，一位诗人给我开了一个诗歌朗诵会，来了不同国家的诗人和音乐家，还有很多听众。我在坦桑尼亚拍摄了许多抽象作品，这或许是那次旅行最大的收获。
记者：摄影是记录旅行的另一种方式，您的镜头通常对准什么样的人？
蔡天新：起初，我拍照是为了回国给亲友们看，比如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两次美国之旅，大多数照片属于“到此一游”。也就是自己站到风景前，请友人或旁人代为拍摄。从２００１年开始，我应邀为《书城》杂志开设游记专栏，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，依次连载了印度次大陆、地中海和拉丁美洲之旅，几乎每期都有我拍的照片，有的还被整页或半个页面刊登。得到鼓励以后，拍照渐渐变成了摄影，从单纯的记忆方式变成了文字的有益补充，甚或独立存在的画面，但还没有当成一门艺术。２００９年深圳摄影展以后，情况多少有了变化。
我喜欢拍摄处于某种特定风景中的人物的自然状态。不是那些精英阶层或知识分子，而是一些普通人，尤其是老人、妇女、青年、儿童。２０１０年以来，我又被抽象的事物吸引住了。我觉得摄影主要由三部分组成，即反应、判断和选择。先是一个画面引起你的大脑反应，接着在短时间内判断是否有意义，然后迅速选择最合适的构图拍摄。这其中判断尤其重要，对我来说，诗歌在其中起了指导作用。每年年底我都会给自己选出各种类型的１０幅照片。
记者：能不能以数学家的眼光来评价一下我们当下的文学？
蔡天新：我比较喜欢沈从文的小说，像《边城》那种描写人性的，很纯粹很打动人，这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出现的问题。莫言的小说很好，但是写得复杂一些，有些语言掩盖了内容。
拉美的文学特别是诗歌非常纯净，很吸引人。一个人只有心灵自由的时候才能创作出比较纯粹的东西，否则总是想要取悦读者、取悦媒体、取悦出版商，这样的话你肯定会受到影响。
记者：因为文理分科，我们的大学教育中科学和人文往往是分开的，您在教学工作中是否也很注重培养学生人文方面的素养及爱好？
蔡天新：应该说是的。我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法国数学的良好传统，即人文主义精神。巴黎有100多个街道、广场以数学家的名字命名，２０个街区也是以双曲螺线依次排列并用阿拉伯数字命名，甚至有不少法国数学家都是哲学家和思想家，如笛卡尔、帕斯卡尔、庞加莱等。法国人把数学看成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相比之下，东方人往往对数学和数学家有着一种天生的偏见，认为搞数学的人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大数学家很难层出不穷地产生。自然科学缺乏人文精神，很难产生大家。
记者 陈晓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