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１２月，厦门《海西晨报》报道说，“福建省旅游学会执行会长彭一万通过多方论证，认为厦门才是‘海上茶叶之路’的起点，是最有资格申请此项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。”在２０１３年４月出版的《农业考古·中国茶文化专号》上，彭一万又发表了《厦门———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》。两篇文章所用的都是１７世纪以后的史料，后文中这样写道：“厦门是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。这里的‘海上茶叶之路’指的是，１７世纪初开始的通过海上运输进行的全球性茶叶贸易活动……‘起点’指启航港，以区别于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。”
了解茶史的人都知道，早在唐宋时代，中国茶叶、茶种、茶具已通过明州（今宁波）港，源源不断输出到日本、朝鲜半岛及世界各地。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，在宁波召开的“海上茶路·甬为茶港”研讨会上，来自海内外的９０多位专家、学者，通过了《“海上茶路·甬为茶港”研讨会共识》，再次确认宁波作为“海上茶路”启航地的地位，认为宁波作为中国茶叶、茶具出口的主要港口，其时间之早、历史之长、数量之多、影响之大，均为中国之最。
在此之前，早在２００６年４月，参加宁波“海上茶路”国际论坛的海内外专家、学者，已公认宁波为“海上茶路”启航地，即为起点或始发港。２００９年５月，在古明州主要港埠、今宁波市中心三江口设立了“海上茶路”启航地主题景观。如果说“海上丝路”是宁波与泉州等多个港口城市正在共同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，那么，“海上茶路”启航地这一地位，则是宁波所独有的。
中国茶叶输出海外的最早记载发生在宁波。尽管在汉代已经有茶叶传到日本或朝鲜半岛，但有确切记载的是唐永贞元年（８０５年），日本高僧最澄到台州、越州（今绍兴）、明州（今宁波）学佛回国时，带去了茶叶、茶籽，部分茶籽种于日本近江日吉神社旁。这是中国向海外输出茶叶的最早记载。而此前通过海路输出到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茶叶，很可能也是从明州港输出的。
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，主要通过三种形式：一是日本、高丽僧侣在到中国学佛的同时，传去了茶叶、茶文化；二是朝廷、官府作为高级礼品赏赐或馈赠给来访的外国使节、嘉宾；三是通过贸易，输往世界各地。如早期到中国学佛的日本、高丽僧侣及历代遣唐使、遣宋使、遣明使，带去的茶叶、茶文化，都是寺院、朝廷、官府或民间作为高级礼品馈赠或赏赐的，如两次在宁波受到礼遇的日本高僧荣西，回日本后以感恩之心送来１００多棵珍贵木材，助建天童寺千佛阁。他著有《吃茶养生记》，被誉为日本的茶祖。
最澄之后，与茶事相关的多位日本高僧均从明州港回国带去茶叶或茶籽，其中唐代主要有空海、永忠等，宋代主要有荣西、南浦绍明、希玄道元、圆尔辨圆等。
自唐代以来，宁波一直是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港口，全盛时期有“半壁江山”之誉。宋代以后，明州与日本、高丽海上贸易大增，官方和民间贸易极为活跃。北宋元丰元年（１０７８年），宁波已造出两艘当时世界上吨位最大的６００吨级“神舟”，主要用于官方的海外贸易。宋政和七年（１１１７年），明州太守奉宋徽宗旨意，在明州设置“高丽司”，管理与高丽国往来的有关政务，并在月湖边上创建了国家级迎宾馆———高丽使行馆，主要处理高丽使者往来及贸易事务，这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。
即使到了晚清时期，通过宁波口岸出口的茶叶，尤其是绿茶，仍有全国茶叶出口半壁江山之称。陈慈玉在《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》中，列出了１８６１－１９１１年５０年间，通过宁波口岸出口的茶叶，其中１８６１年为３１４５吨，１９１１年为７０１６吨，最兴旺的１８９５、１８９６年均在万吨以上。
清光绪十九年（１８９３年），时任宁波茶厂副厂长的刘峻周，受俄国皇家采办商波波夫邀请，带领１２名茶叶技工，在宁波采购了数百普特（１普特为１６．３８公斤）茶籽和数千株茶苗，经海路到格鲁吉亚种茶，获得成功，开创了近代宁波至格鲁吉亚、俄罗斯乃至整个独联体的另一条“海上茶路”，被尊为格鲁吉亚的“茶叶之父”、“红茶大王”，前苏联政府曾授予他“劳动红旗勋章”。
当代宁波港仍为全国茶叶出口主要港口，作为国际集装箱主要口岸，不仅江、浙、皖、赣等省茶叶从宁波口岸出口，据茶友提供的信息，远在西部的陕西茶叶，也从宁波口岸出口。
综上所述，宁波作为“海上茶路”的启航地，自史籍最早记载的８０５年中国向日本输出茶叶、茶籽以后，历时１２００余年，一直是中国茶叶、茶具出口的主要港口。称宁波为中国茶港名副其实。